作者：邓文初
我不能为这个丢掉自己的饭碗——西城区某法官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
与学界朋友讨论倪玉兰悲剧，总是被这样的疑问追问。理由是，那些派出所警察、110警察之类，再怎么坏，也坏不道这种地步。他们毕竟也是人，而且是党教育出来的优秀分子，怎么可能如此恶劣？还有朋友与新街口派出所的几个警察熟络，说他们挺正常，平时也够朋友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言下之意是，难道警察就没有人性吗？
我倒是真的期盼中国的警察能精神正常，能有一点点人性。我甚至主张对于新街口的那“八大金刚”做精神鉴定，也许他们是酒后失手；也许他们偶然精神失常；也许那天正好天气不好、精神抑郁；也许那天确实没有动手打人，是倪玉兰的诬告……
法学界的朋友也提醒，从严格法律程序看，何杨的纪录片《应急避难场所》只做了单方采访，没有“两造”对证。至少，无论是新闻还是法庭审讯，都不应该“缺席审判”。对于倪玉兰悲剧，纪录片制作者应该采访新街口派出所、西城区法院、检察院与政法委，这样才算得上公正。
从学理上说，这样的善意责问是必要的。我也真希望何杨兄能够扛起摄像机，对着这些政法机构的当事人；更希望这些当事人——尤其是那些对倪玉兰大打出手的武装警察们，对这镜头为自己辩驳。无奈的是，何杨也许有这份勇气，却没这个能力。何况，在一个“没有经过同意就接受采访就是犯法”的国家（永州创造的新罪名），在一个连自己房子被拆、只是拍一个照就被定罪的国家（北京创下的新罪名），在一个实施严格新闻审查制度、连在网上批评官员都被判刑的国家（福建创下的新罪名），要一个独立制片人做到这些，其可能性绝无仅有，且提出这样的要求其实就是让何杨成为倪玉兰第二。谁愿意沦为暴力之下的牺牲品？谁又愿意成为这个国家制造的“英雄”？！
他们不仅无视舆论，甚至也无视法律。就算是在法庭上，他们也能够做假证，施滥权。倪玉兰案的二审就是缺席审判，而倪玉兰案的代理律师更无法进入法定程序，连派出所出示的最关键的两份证据都不让调阅、复制——而这两份证据正是定罪的依据。其中一份是新街口派出所审讯倪玉兰的录像带。可这份定罪证据竟然是空白带！而“不准调阅、不准复制”的命令，按西城区法院那位年轻女法官的说法，那是政法委的指示！
缺席审判之后，政法部门还不解恨，竟然把倪案的代理律师刘巍的律师证也吊销了（参见何杨的独立纪录片《吊照门》）
这就是公权力对自己的辩护！这就是执法部门对法律的尊重！这就是党对自己权力的监督！
而这种公安、法院与政法委联手践踏法律、公然无视民权的事，在当下中国，已经多得连举例都是多余的了。难道还需要独立制片人冒生命危险，做无谓的牺牲吗？难道还需要我们再送上自己的血肉之躯，供警察们练习拳脚吗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英雄，我们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悲剧重演。
在中国，这单方面的证言能够出台，就已经算是万幸了。看看福建三网民的遭遇就能明白，中国百姓连呻吟的权力都被剥夺，还敢要求官员们“对证”吗？
要追问的确实应该是，这一切怎么可能？！
在一个高唱依法治国、执政为民的国家，怎么可能出现这样黑暗的事件？在任何正常人都应该有的是非判断上，为什么独独这些政法官员们却丧失了人之常情，丧失了人性？
要追问的，首先应该是，在这批官员们身上，人性是怎么丧失的？
在《官格的毁灭》中，我说过“一入官场，人格则不可问”。这也许确实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道亮丽的风景。倪玉兰代理律师刘巍说，当她去西城区法院调阅卷宗时，那位年轻的女法官王雪枫说，“让你看已经是违规的了，因为领导不让看”。刘巍回答，“我不仅要看，还要复制”，而那位法官说：“我不能为了这个丢了自己的饭碗”。
“我不能为了这个丢了自己的饭碗”，这就是一个法官的回答。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会入选“2010年中国官员最雷人话语”，但我相信，这句话确实道出了中国法官的行为准则。
王雪枫说的是实话，是真心话，是一个女人对女人的肺腑之言，一个法律工作者对另一个法律工作者的坦诚之词。对于这样的真话，除了同情之外，我不愿太加苛责。至少，作为一个人，她并没有表现出“恶”。如果说我们对于一个女法官还要有什么额外的期待，那也至多能指责她犯了阿伦特意义上的“平庸之恶”。但我们对于他们已经没有期盼，我们不再苛责。
王学枫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司法界的真实状态：所谓的维护正义，维护法律尊严之类，无非欺骗老百姓的谎言。中国的司法界，尤其是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官们，那些掌握公权力的官员们，他们关心的只有自己的饭碗，追求的也只是这个饭碗。
“饭碗”，竟然是这个最最普通的词，印刻在中国法官们的心中，印刻在神圣法庭的审判台上。在中国法律的神圣殿堂里，高举的不是正义、法之尊严；高举的不是责任、善，而是法官们自己的饭碗。庄严法庭上的国徽似乎该改成熙熙攘攘饭厅里的碗筷了，这是对国徽的侮辱啊！
但她说出了真相。
应该说，这个女法官还有点人性，至少还有做人的真诚——她说出了真相！她除了令我们同情之外，更令我们反思——为什么中国人、中国的神圣法官们，会沦落到这种“纯生物性存在”的境地？为什么中国的法官们会把吃饭问题当做自己人生的底线？难道中国还处在赤贫状态，随时面临着饥恶的威胁？但中国的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超过日本，据说已经是世界第二了啊！官员们的钱已经在中国银行都无法存下，需要“外逃”到西方世界了啊。为什么还是这个饭碗问题在制约着中国法官的脑袋？
是谁让我们时时面临着饥恶与匮乏的恐怖，在一个物质丰裕到奢侈的时代？
是谁让我们的法官只能服从饭碗的管辖，而不是自己的良心与神圣的法律？
来源：(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590765780100kej2.html) – 关于维权律师倪玉兰（之二）_zdwenzi_新浪博客
是那个无处不在的“领导”，那个决定你的职位与命运，却不负任何责任的政法委——党对司法的绝对领导！
他们控制着法官的任命，控制着他们的考评与升迁，控制着一切重大案件的定性——总之，控制着法官、检察官与警察们的饭碗，通过控制司法控制着我们的生存与死亡。控制成为政法委的主要工作：通过控制你的肠胃控制你的身体；控制你的身体来控制你的思想；通过控制你的思想来控制你的忠诚；控制你的真诚来保证领导权的绝对安全。而这就是所谓党政分开的实质——我们的党只领导而不统治，只决策而不负责。这就是“领导权”实质——“绝对的领导”。在所谓的“绝对领导”下，中国的法官沦为党的工具，中国的法律沦为党的工具，法律，依据无产阶级理论，那只是统治阶级的暴力工具。无所谓“正义”、无所谓程序、无所谓人道。 或者一句话，无所谓“资产阶级”的法律与道德，有的只是“专政”——阶级专政与党的独裁。列宁主义经典一再教导的就是这些：
“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，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。”（列宁《关于专政问题的而历史》，全集第31卷，第318页）
有时，我真的不愿意苛责这些可怜的“人”，对于一个没有人性的纯生物存在，苛责不仅是无用的，也是一种道德误用。对于那些心中毫无正义感的法官，提出正义要求岂不是向动物们提出这种要求一样荒谬吗？我不苛责他们，因为在他们身上，正义早已经不存在了。在中国的法律殿堂里，早已不再有正义存身的空间了。
除了可怜这批法官官员们外，我也可怜中国的百姓：因为他们还相信官员们会有良心， 相信中国的执政党还有一份正义感，会替百姓伸冤，故他们还会“跪官”——以为一万十万人齐刷刷跪下，表达对党的忠诚与企盼，就会感动上苍。他们错了，这是一批丧失了良心的官员；而自从共产革命之后，中国人的上天也早已经死了，没有什么力量能拯救中国，除了我们自己。
但出于人性的可怜并不能宽恕他们的罪恶。在这个官场中，恶有大小，人性丧失的也有深浅。有那位女法官的平庸之恶，但也有新街口式的为虎作伥。他们滥施暴力，其目的不在保饭碗，乃在图升迁。权力就是他们的人生追求，欺压百姓就是他们最大的快感。这不仅是丧失人性，乃是人道的颠覆。
公权力的工具化与暴力化，与这种人道的颠覆有关。极权政治的核心，已经不再对物质的掠取，而是对权力自身感兴趣。极权政治的天才观察家奥威尔，在他的经典之作《一九八四》中，对这个理论作了精彩阐述：
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。我们对别人的好处没有兴趣，我们只对权力有兴趣。
权力不是手段，权力就是目的。建立专政不是为了保卫革命，反过来进行革命是为了建立专政。迫害的目的是迫害，拷打的目的是拷打，权力的目的是权力。
权力必须通过暴力呈现自己，也只有通过暴力来证明自己，这就是极权政治的逻辑。
而那些丧失人性的官员们，那些极权政治的专家们，那些被绝对权力腐蚀了的生命，却在权力的独占中倍感无聊，他们需要快乐，需要让生命绚丽多彩。他们以强奸民意取乐，以奴役他人为乐，以欣赏他人的痛苦取乐，以生命的毁灭来证明自己的价值——极权政治在此继承了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香火——酒池肉林、炮烙鼎镬式的快乐，但这些已经不够满足他们的欲望。他们需要获新的经典：从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到《收租院》；从《洪湖赤卫队》到《红岩》，一切红色典籍于是成为官员们的暴力教科书。从苏维埃时期的反AB团到延安时期的“抢救运动”，从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到“三反五反”，从“反右”到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，从天安门广场的血到隔几年来一次的所谓严打，从严打到圈地运动的疯狂，从最后疯狂到制度化地收拾中国的维权人士……折磨他人，以折磨人取乐，已经成了是否“革命”是否“真诚”的检验标准。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，公检法训练新人的第一课，就是叫他杀人，练胆量、连技术、表忠心。城管考察队员们的水平也是看你打人的技术是否过关——让你生不如死却不留痕迹。暴力成为最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内容，成为中国式的艺术，成为中国官员们的生命哲学。
中国政治于是沦为比谁更流氓、比谁更残忍、比谁更暴力、比谁更凶狠的政治，有如日本侵占南京时的“百人斩”比赛一般。以残忍表演赢得忠心的嘉奖，这早是共产政治的基本规律。也是一切极权政治的必然逻辑。海耶克说最坏者当政之类，早已经预言了。
对于这种人道的颠覆，中国百姓已经无能为力，除了祈祷“吾与女皆亡”外，除了一批英雄豪杰之士以生命为代价的“屠官”行动之外，我们只能等待。
对于这样的暴行，这些丧失人性的官员们，我不想引用任何中国法律，因为法律是他们的，法庭是他们的。但我相信，人民最终将执行审判，而那罪名将是“反人道罪”、集团式的反人道罪。因为他们的犯罪已经不是个人性行为，乃是整个官僚阶层的制度化的犯罪；因为他们的犯罪已经不是偶然的，乃是利益集团的工具化的行动。
按照对纳粹的纽伦堡审判，以及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，国际军事法庭对反人道罪的定义是“在战争前或战争期间对平民所犯的谋杀、毁灭、奴役、放逐及其他非人道的行为。由于政治、种族及宗教的理由所造成的迫害”。即使在战争期间剥夺平民生命、破坏或掠夺平民私有财产，也就是反人道罪，更何况是在和平时期。
只有在这样的国际审判中，他们才无法以官僚的名义为自己开脱。依据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》第6条规定，“被告人在某一时期所处的公职地位，或者被告人遵循政府、上司命令而行动的事实，都不足以使被告人本身从其被起诉的罪行中摆脱责任。”
那么，就等待吧，等待着末日审判的到来。
2010-7-2
何杨的博客 